金融机构ESG投资本土化路径何在

　　作为一种投资理念，社会责任投资强调在追求财务回报的同时，兼顾投资的社会与环境效益。不过，尽管该理念已日渐成为践行可持续发展和探索绿色复苏实现路径的共识，但在实际落地层面依然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对于金融机构而言，不仅要在自身的直接业务运营层面关注环境和社会效益，更要关注投融资项目的相关情况。

　　近年来，包括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投资在内的社会责任投资已引起越来越多主体的高度重视，成为全球趋势。特别是一些大企业、上市公司，ESG报告渐渐成为标配。

　　这也是“双碳”目标提出后行业的一个重要趋势性变化：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关注企业ESG风险，评级也成为衡量企业ESG表现的重要参考。

　　作为一种投资理念，社会责任投资强调在追求财务回报的同时，兼顾投资的社会与环境效益。不过，尽管该理念已日渐成为践行可持续发展和探索绿色复苏实现路径的共识，但在实际落地层面依然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对于金融机构而言，不仅要在自身的直接业务运营层面关注环境和社会效益，更要关注投融资项目的相关情况。

　　“这极具挑战性。”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原院长黄世忠在2023中国社会责任投资高峰论坛（IFCII，以下简称“2023IFCII”）上表示，以碳排放为例，根据CDP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通常融资排放会比金融机构直接的排放高700倍。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如何获取融资排放的真实数据，并验证质量，都是挑战。

　　环境信息披露基础体系有待完善

　　黄世忠提到的挑战，归根到底是环境信息披露存在的挑战，即真实性核查难、数据可比性差。

　　目前，在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方面，从收集到核算体系，再到气候适应性分析与评估、对财务情况的影响评估等都缺乏成熟的体系。“财务数据有一个非常成熟的底层数据系统，但是像中石油、中石化等企业，在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收集方面都没有建立底层数据系统。”黄世忠表示，而在碳核算等具体领域，国际标准和我国标准也存在明显差异。

　　这些标准体系并非短期就能建立的。具体到企业应用层面，更是挑战重重。不仅专职人员要具备相关知识，根据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要求，董事会管理层、业务部门也要了解并积极管理气候相关风险。

　　“对中小企业而言，困难就更多了。”黄世忠说，中小企业作为个体，排放量确实不大，但是作为整体，排放量非常大。“根据清华大学2018年的一个研究报告，中国中小微企业的碳排放占到企业排放总量的53%以上，如果不让中小微企业节能减排，实现‘双碳’目标会面临障碍，但他们自己的能力有限。”他表示。

　　ESG评级可比性不足

　　相比环境信息披露，ESG评级的标准化建设面临着更大困境。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原理事张为国谈到，在实践中，大多数投资者很难去看动辄100多页的投资报告，更难对其中披露的环境信息一一核实，他们主要参考的是ESG评级。但一个尴尬的现实是，评级结果往往标准各异。放眼全球，不同机构对于同一家企业的评级往往不同，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

　　中证指数ESG部负责人赵永刚认为，信息披露是一种规范，而评价代表了价值观和机构背景。ESG作为一种非财务信息，它的界定和度量还未形成全球统一的标准，这导致了评级机构结果的差异。具体来看，评价范围不同、核心议题的差异都会造成结果不同。

　　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姜建清也提到了ESG评级标准不一致背后的诸多因素。他表示，由于国情不同，对某一相同指标我国使用的权重与国外不完全相同。例如，目前我国对化石能源不是一味排斥，煤炭、石油的节约使用、高效使用都属于绿色项目，而西方国家对这些基本是完全排斥的。此外，在社会责任方面，国内关注乡村振兴、中小企业等指标，国外则重点关注社会影响等指标。在具体的信息披露和数据基础方面也存在差异。例如，国内企业往往只披露年度数据，且以定性描述为主、定量描述为辅，呈现非结构化的特点，在范围和精细化方面提升空间很大。

　　但是，客观来看，ESG标准在不同地区是否需要一致？对此，赵永刚分析认为，价值观、法律法规、发展阶段、本土特色以及机构对基础数据处理精细化的差异，都会造成评级结果之差，需要辩证看待。“例如，我国法律要求上市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要占三分之一以上，而部分国际机构则要求低于二分之一就要扣分；此外，在股权集中度指标考量下，我国很多央企、国企在国际标准体系下的评价都会‘吃亏’，这也是国情不同造成的，而且从实际治理效率层面本身也具有争议性。”他解释道。

　　投资者视角下的ESG投资本土化实践

　　面对诸多挑战，金融机构积极践行ESG投资，并进行本土化探索。

　　上海农商银行行长顾建忠用非常朴素的话语讲出了他心目中金融机构的主要实践：让普惠金融的阳光能够洒向市场每一个角落，覆盖到每一个应该被照顾到、温暖到的市场主体。他举例介绍说，在疫情防控期间，面对小微企业融资需求，该行把如何多给市场主体一些机遇放在考量范围内。在评价企业的社会责任投资时，“就业”被视为重要的指标。他解释说，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越大，就越能在有限的资源竞争中获得更大支持。

　　姜建清则认为，推动ESG的中国实践，首先是一个理念问题。在金融实践中，往往遇到的问题是利润和社会责任怎么平衡。“我认为，金融系统的目标是创造财富，但当企业的短期利益和长期价值之间产生冲突的时候，可以牺牲一点短期利益，以获得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因为这样的企业往往能够更好管理目前和未来经济、社会、环境风险，最终创造长远的竞争优势。”他表示。

　　围绕前述标准问题，姜建清认为，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投资者将企业的非财务指标纳入投资决策，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具体到国内，则要建立一套本土化的评估体系。他强调，要特别研究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有特色的、客观的、可量化的ESG指标体系和评估办法，不能一味照搬国际制度，也不能脱离国际发展趋势。他列出了几个重点，包括推动企业建立ESG信息披露的制度和标准，明确定义范围，构建数据收集和统计框架，引导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发布相关环境、社会责任和治理报告或者单独报告，以展示企业在ESG方面的表现等。

　　具体到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投资实践，姜建清表示，一方面，金融机构自身的排放强度相对比较小，自身应该尽早实现碳中和，并在ESG领域起到带头作用；另一方面，依托绿色信贷等融资手段，金融机构应将ESG方面的要求纳入其管理流程和全面风险管理，并将这个范围扩大，对潜在的融资方及其主要的承包商、供应商形成示范效应。此外，在碳交易方面，金融机构也可以提供一些基础服务，通过为跨区域的碳交易提供征信服务、利用做市商优势等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还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发挥好做市商的作用，降低企业的成本。

　　此外，多位业内专家的一个共识是，ESG投资归根到底还是投资，要考虑商业可持续性，遵循市场逻辑。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表示，要探索一种机制，在未来的收益和公共收益中间形成一种通道，弥补私人成本，尽力实现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平衡。

　　上海陆家嘴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兼CEO、陆金所控股有限公司联席首席执行官计葵生则建议，相关机构不要急于宣传某些ESG领域的成绩，而要识别ESG管理过程中的机遇，把ESG发展贯穿到企业发展的目标中，渗透在对公司管理层的绩效考核中，扎实推进ESG发展。（金融时报）